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看点: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曾在40多年前做过一项田野调查。他在英国一所城镇学校,观察12名工人子弟的表现。他发现,这些孩子不屑于融入主流文化,他们以反抗和叛逆的形象来…

看点: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曾在40多年前做过一项田野调查。他在英国一所城镇学校,观察12名工人子弟的表现。他发现,这些孩子不屑于融入主流文化,他们以反抗和叛逆的形象来维护自己的与众不同。毕业后,他们又跟父辈一样成为工人。近日,麦可思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同样显示,国内211院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遍好于非211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人们不禁要问,家庭背景在孩子接受教育过程中,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

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图为保罗•威利斯

他是那所学校唯一考上剑桥的学生

却被导师看做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野小子

谈家庭在孩子升学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为了让话题显得不那么严肃,我先来讲一个故事。

他叫保罗•威利斯,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也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此刻,你多少能感觉到,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离大家似乎很遥远。但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以及他做的那项著名的人类学观察,或许你会发现,周边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

1977年,威利斯出版了《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以下简称《学做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主要想回答一个问题:工人的孩子长大后为什么又成了工人?

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在对某个工业城镇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做的长期观察中,威利斯发现,这些孩子不屑于融入主流文化,他们以反抗和叛逆的形象来维护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他们主动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

进入80年代后,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工人阶级的家庭面临失业,这也成为进入社会的这代孩子所遭遇的危机。尤其是电子时代的到来,他们在时代面前显得更加无力。

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威利斯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项研究?

这其实跟他的出身紧密相关。

威利斯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木匠,后来做了总工头,再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小房地产生意,这让他的家庭稍微带点“布尔乔亚”的色彩。他的母亲在他九岁那年就去世了。

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图为布尔乔亚的餐具特点

威利斯所在的中学是一所非常普通的文法学校,他后来成为那所学校唯一一个到剑桥念书的学生。

在他看来,如果要描述自己与其他学生的不同,那大概是他有一种很特殊的上进心。

但进入剑桥的威利斯立刻意识到家庭出身带来的不同。他被导师看做是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野小子,可能是因为对失业者提供的培训项目才得以进入剑桥。甚至还有人嘲笑他的口音。

这也成为威利斯后来写《学做工》的缘由所在。

威利斯是幸运的,他凭借强劲的自我驱动力实现了阶级跨越,但他曾经的中学同学,以及他实地观察的那12位工人家庭的孩子,尽管接受了教育,但依然在父辈的圈子里,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工人生活。

威利斯在评价教育的作用时,不无犀利地说,“教育有时是个借口,它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是的,那些没有接受优秀高等教育的孩子,他们往往会觉得:我不够聪明,我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不上大学是应该的。

然而,果真如此吗?

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图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通过对教育活动和家庭文化资本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复制的理论。

什么是文化复制?简单的说,假如你的家里有几柜子藏书,一家人在餐桌上谈论的都是天下大事,这样的环境就会给孩子打上类似的文化烙印。

你接触到了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但有时候,你接触的环境不由得选择。

用数据说话

211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遍好于高职高专院校

近日,麦可思研究院做了一项“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入学与就业差异分析”的研究。

研究发现:

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

“211”本科院校毕业生父母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占比近3成

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父母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占比仅1成

在研究中,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背景按其父母的最高学历划分为5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并对不同家庭教育背景的2016届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了分析。

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数据显示,在2016届“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即父母的最高学历为大学和研究生两部分群体)家庭教育背景占比为29%,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16%)和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11%)。

在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即父母的最高学历为“初中”和“小学及以下”两部分群体)家庭教育背景占比为58%,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51%)和“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40%)。

“211”本科院校毕业生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近2成

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仅1成

研究中,大学生家庭所处的职业阶层被划分为5类: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管理阶层、专业人员、无业与退休,并对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2016届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了分析。

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数据显示,在2016届“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为18%,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比例(14%)和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比例(10%)。

在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占比为51%,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比例(44%)和“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比例(38%)。

结合2016届各类型院校毕业生的家庭教育背景与家庭职业阶层的分布来看,如若父母在知识水平、经济能力上占据一定优势,那么对其子女在教育方法的使用、教育资金的投入方面也会更从容,使得来自这样家庭的孩子在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更具优势。

在高等教育就业结果方面,

“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本科毕业生就业“三低一高”

“管理阶层”家庭本科毕业生就业“三高一低”

从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就业结果来看,不同家庭职业阶层本科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结果“三低一高”——月收入低、满意度低、职业期待吻合度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高;“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就业结果“三高一低”——月收入高、满意度高、职业期待吻合度高,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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