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美国人羡慕的学校

据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的比较,芬兰的学校教育体系排名世界前列。PISA评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其中包括美国。与我们国内测验不同的是PISA不公布测验结果。没有个人或学校知道自己的分数。没有人因为这些测验受到奖励或惩罚。没有人能提前为测验做准备,也没有任何作弊动机。

芬兰埃斯波教会湖学校,有近770名7-16岁学生,同时为6岁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照片取自芬兰博物馆“世界顶级学校:21世纪七大芬兰实例”建筑展。展览将于今年秋季在纽约的美国建筑师学会建筑中心举办。

托马斯•乌斯海默摄

近年来,民选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如前总统乔治•W•布什、前纽约市教育大臣乔尔•克莱因、前华盛顿特区教育大臣米歇尔•李以及教育部长阿恩•邓肯一致认为学校“没有借口”在测验中拿低分。这些“没有借口”改革家们坚信不论贫穷、残疾或其他情况所有孩子都应当圆满完成学业,没有完成的必须追究某些人的责任。这里的某些人通常是教师。

 

但对那些决定诸如资金、班级人数、资源分配等关键事务的地区领导和民选官员追究责任的话却只字未提。这些改革家们说我们的经济陷入危机,不是因为贫困增长、收入不均或制造业工作外包,而是因为坏老师所致。必须揪出坏老师,把他们赶走。任何保护这些教学罪人的法律、规章或契约都要淘汰,这样就能将他们迅速铲除而无需顾及经验、资历或应有程序。

 

认为单靠学校就能战胜贫困的影响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而最近体现这一理念的是2000年由华盛顿特区保守的遗产基金会出版的小书——《没有借口》。书中萨缪尔•凯西•卡特搜集了二十一所高贫困率高分数学校。过去十年中公共生活领域的重要数据都判定学校改革是摆脱贫困的关键。比尔•盖茨对国家城市联盟说,“让我们结束这种先消除贫困后改善教育的幻想吧。要我说还有另一条路:改善教育是消除贫困的最佳途径。”盖茨没有解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富有强大的社会不能同时消除贫困和改善教育。

 

盖茨基金会一度认为小型高中是问题答案,但现在盖茨相信教师评估才是学校改革的首要环节。盖茨基金会奖励学区(学区是美国公立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体系里地方政府对市、镇居民区的一种划分,以利于对各学校的管辖、拨款,并对哪些地区居民子女可以进入附近的公立学校作出规定——译者注)上亿美元发展新的教师评估体系。2009年国家首席改革家、教育部长阿恩•邓肯推出名为“奔向顶峰”的43.5亿美元竞争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州根据学生成绩评估教师,同时放开对私立特许学校(在学校章程中注明特定教学目的的学校,由公共财政和私人捐款资助,同时不受一般公立学校的法令条例约束——译者注)的限制。

 

下学校改革的主要机制是每年筛选出可以提高学生成绩的教师。改革者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分数上去,学生就能进入大学,从而消除贫困。他们相信只要每个班里都是“好老师”,并且将更多的学校交给私人管理者甚至私营公司,美梦便成真。

 

改革者不关心标准化测验可能带来的评估误差、抽样误差和其他统计误差1。他们似乎不关心像科罗拉多大学的罗伯特•L•林、斯坦福的琳达•达林•哈蒙德、杜克大学的海伦•F•拉德等专家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某专门委员会对错误使用标准化测试问责教师、实施奖罚的警告,也看不到根据一年中某天学生的多项选择测验结果评估教师水平的荒谬性。

 

测验能提供有效信息,告诉学生老师什么掌握了,什么没掌握;分数可以用来诊断学习问题。但当测验对学生、教师和学校变得太过重要时就不妙了,例如只教授测验课程,欺骗或降低标准以提高分数。为应对联邦和州政府提高测验分数的压力,全国学区已经减少了艺术、体育、历史、公民和其他非测验科目的学习时间。这样不但没有改进教育,反而破坏了它的质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通过解雇教师或将公立学校交由私人管理消除贫困,也没有任何研究支持这一结论2。新一代学校改革者主要由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基金会管理者、公司决策人、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组成,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却寥寥无几。对学校教育现实的背离和对调查研究的冷漠导致改革家们忽略了家庭和贫困的重要影响。他们断言学校能够通过竞争、放松管制、和类似造成2008年经济危机的数据战略管理创造奇迹。鉴于改革家们对这些战略的偏好,教育家们称他们为“公司改革家”,以区别于那些理解学校教育改革复杂性的人。

 

公司改革家良好的公共关系活动成功地使民选官员相信美国公共教育需要动大手术。有一条他们忘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它的部分成功必须归功于教育出这个国家90%人民的教育体系。

 

对针对教师和学校的无情运动,教育家们找到了免于公司改革家靠测验分数污蔑和惩罚他们的全新方法,它来自芬兰。尽管公司改革家们对芬兰羡慕不已,却明显未意识到芬兰证明了他们议程表上的每一部分都是错误的。

 

以他国作为学校教育改革榜样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新鲜。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教育者引入专业化和结构严谨的普鲁士体系。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涌入英格兰膜拜它先进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嫉妒的美国人将日本经济腾飞归因于其学校教育体系。现在最受欢迎的国家成了芬兰,原因有四点。

 

首先,据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的比较,芬兰的学校教育体系排名世界前列。PISA评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其中包括美国。与我们国内测验不同的是PISA不公布测验结果。没有个人或学校知道自己的分数。没有人因为这些测验受到奖励或惩罚。没有人能提前为测验做准备,也没有任何作弊动机。

 

其次,在美国看来芬兰代表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它抛弃所有美国当下流行的“改革”,如测验、特许学校、凭单、绩效奖、竞争和根据学生测验分数评估教师。

 

第三,芬兰学校的教学水平差异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小,这意味着它们最接近教育机会均等,这恰是美国的理想。

 

第四,芬兰许多最有价值的观念都来自美国,如教育机会均等、个性化教学、组合评估和共同学习。其中大多数源自哲学家约翰•杜威的著作。

 

在《芬兰课程:芬兰教育改革对世界的启示》一书中,帕西•萨尔伯格解释了他祖国的学校如何获得成功。身为政府官员、学者、前数学和科学教师的萨尔伯格将芬兰学校的进步归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胆决定。芬兰的故事很重要,他写道,因为“它给对公共教育失去信心的人带来了希望”。

 

诽谤者称芬兰在学术上的成功是民族单一性所致,但萨尔伯格回应道 “日本、上海、韩国也同样适用”。上述国家因其对测验的重视而深受公司改革家称道。诽谤者又称只有550万人口的芬兰太小以至不足以作榜样,萨尔伯格回应道“美国大约30个州的人口接近或小于芬兰”。

 

萨尔伯格直言他对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教育成绩颇感忧虑。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转向基于市场的解决手段,如“更加残酷的竞争、更多的数据,取消教师联盟,开设更多特许学校,或者雇佣商界管理精英”。相反,芬兰用过去四十年时间发展了一套不同的教育体系,它关注师资力量的改善,在必要范围内将学生测验最少化,将职责和信任摆在问责之前,把学校和地区一级的领导权力交给教育专业人士。芬兰教育中最令一位美国观察家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是学生在高中结束前不参加任何标准化测验,仅有的测验也是由学生自己的教师出题,而非跨国测验公司。芬兰的九年制综合学校是“标准化免测验地带”,这里鼓励学生们“去理解、创造、保持天然的好奇心”。

 

到帕西•萨尔伯格是2010年的事。当时我作为受邀的十二位教育界人士之一前往纽约市芬兰领事总部了解芬兰教育体系。最新的国际测验结果也在那天早些时候发布。像过去十年一样,芬兰再次走在各国前列。萨尔伯格向嘉宾保证芬兰教育者不在乎标准化测验分数,只欢迎国际测验结果,因为他们要保护学校免受考试和问责的传统要求之苦。

 

萨尔伯格说,芬兰教师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受人尊敬。较其他大学毕业生而言,芬兰教师的收入与美国相差无几,但拥有15年教学经验的芬兰教师较同样的美国教师收入更高。我问萨尔伯格如何在没有标准化测验的情况下向教师或学校问责。他答道芬兰教育者不讲问责讲责任。他说:“我们的教师非常负责任;他们很专业。”当问到面对没有能力的教师怎么办时,萨尔伯格坚称他们绝不会被任命。一旦有资质的教师被任命就很难将他们免职。当问到如果芬兰教师被告知用学生测验成绩评判他们,他们会作何反应时,他答道,“他们将头也不回地离开,直到政府停止这一疯狂想法”。

 

在萨尔伯格的邀请下,2011年9月我前往芬兰几所学校观摩。他做向导,带我参观了明亮、欢乐的学校。孩子们沉浸在音乐、戏剧、游戏和学术学习,并有15分钟的课间休息。最后我与老师和校长在舒适宽敞的休息室聊起来。没有占去美国学校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测验困扰,职员们有空计划、讨论学生和课程。
阿诺•拉沙佩勒摄

位于赫尔辛基的萨卡林玛姬和艾斯达勒松登学校约有350名7至16岁讲芬兰语和瑞典语的学生,还有一家日托中心。

离开芬兰前,萨尔伯格送给我一本关于芬兰学校建筑的书,名为《世界顶级学校:21世纪七大芬兰案例》3。本书根据2010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一次展览完成。当我们参观其中一所风格独特的学校时,我不由感叹,发现一个如此关心孩子学习和成人工作的物理环境的国家是多么令人高兴啊!

 

芬兰的确是个不寻常的国家。学校经过精心设计以满足幼儿期孩子的文化、社会、情感、生理需求。尽管国家不强制参加免费学前教育,仍有98%的儿童登记入学。义务教育从7岁开始。芬兰教育者很注意不打击学生或给他们贴上“失败”的标签,因为这些行为会导致学生失败,减少学生积极性,增加社会不公。经过九年没有能力跟踪的学校综合教育阶段,芬兰学生选择是否入读学术或职业高中。约42%的学生选择后者。毕业率达到93%,高于美国约80%的比率。

 

兰高素质教师培训计划是其学校改革战略的重点。只有八所大学允许培训教师,而进入这些精英教师教育计划的竞争十分激烈。仅有十分之一的申请者可以通过,此外没有任何途径取得执教资格。那些申请成功者必须已完成高中必修的物理、化学、哲学、音乐和至少两门外语。准教师们先要经过三年高强度的学术教育,然后攻读为期两年的硕士学位。专职教师在大学的学术部门攻读硕士学位,不像美国在教师教育部门或专业师范院校。每个候选人都做好教育各类学生的准备,包括残疾学生和其他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每位教师必须完成教育专业本科和硕士学位。

 

由于进入教师行业十分困难,加之训练严格,教师成为芬兰颇受尊敬和声望极高的职业。严格的筛选和要求过程确保了几乎每位教师都素质过硬。萨尔伯格写道选择这一职业的教师有一种道德使命感,唯一促使他们离开的理由只有“如果他们可能失去职业自主权”或如果“强制实行基于成绩的补偿政策(与测验成绩挂钩)”。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对它的教师实施芬兰教师认为在职业上理应受到谴责的政策:以学生成绩判断教师价值。

 

芬兰的艺术和科学类全国性课程描述了什么需要掌握,但未对教什么、如何教做具体规定。全国性课程要求教授母语(芬兰语或瑞典语)、数学、外语、历史、生物、环境科学、宗教、伦理、地理、化学、物理、视觉艺术、工艺、体育、健康等等。

 

每所学校的教师可以自由决定教什么、如何教以及如何评估学生进步与否。芬兰教育者赞同“作为日常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每个孩子都有权利在早期获得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个性化辅导”。萨尔伯格估计约50%的学生在学校教育早期受到专家的关注。老师和校长经常共同讨论学生和学校的需求。至于这些政策的效果,他写道:

 

来到芬兰的参观者大多发现优雅的教学楼里满是安静的孩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师。学校享有高度自主权: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几乎不干涉学校的日常生活;用系统化的方法解决学生生活中的问题;对有需要者提供富有针对性的专业帮助。

 

芬兰孩子享有我们的孩子所没有的重要优势。该国征收重税建设起强大的社会福利安全网络。我们有20%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芬兰的孩子只有不到4%。美国的许多孩子没有定期医疗护理,但芬兰孩子有综合性健康服务和每日免费午餐。高等教育则学费全免。

 

萨尔伯格指出芬兰站在他所谓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Global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之外,随后给了它一个形象的简称——“GERM(细菌)”。GERM,他写道,是一种感染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病毒。乔治•W•布什总统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奔向顶峰计划就是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的例子。两者都鼓励以标准化测验作为衡量学生、教师和学校成功与否的最可靠手段;将交由私人管理的学校私有化;将课程标准化;依据考试问责,如奖励高分,关闭低分学校,解雇学生分数低的教师。

 

相反,芬兰教育的核心目的是让每个孩子发展成为善于思考、积极活跃、有创造力的人,而不是获得更高的分数;芬兰教育的首要战略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我将在第二篇文章中以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组织(温迪•柯普的《机会造就历史》的主题)和芬兰类似组织中的翘楚为例作对比。

——以上是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

 

《芬兰课程:芬兰教育改革对世界的启示》
帕西•萨尔伯格著,安迪•哈格里夫斯序

教师学院出版社,166页,34.95美元(平装本)

                                                                                                                                                                              

  1. 对标准化测验的最佳诠释见丹尼尔•克雷兹的《及格:教育测验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
  2. 见《教育中的激励制和基于测验的问责制》,迈克尔•豪特、斯图尔特•W•艾略特主编(国家学院出版社,2011);《使用测验分数评估教师存在的问题》,经济政策研究院,2010年8月29日;《多项选择:特许学校在16个州的表现》,斯坦福大学教育结果研究中心,2009年6月。
  3. 通过,PASI Sahlberg和其他(赫尔辛基艺术打印Oy公司,2011)的论文发表在配合展览,“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托管在赫尔辛基的芬兰建筑博物馆,6月8日,2011年9月25日。该展览将在2012年10月,在纽约市的美国建筑师的建筑中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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