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素质教育?|“二代们”的教育选择及其困难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真假之争 素质教育是中国家庭和学校教育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素质教育是作为应试教育的“批判武器”而提出的,应试教育的严苛确立了素…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真假之争

素质教育是中国家庭和学校教育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素质教育是作为应试教育的“批判武器”而提出的,应试教育的严苛确立了素质教育的认同上的合理性。“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竞争而学习”成为中国家庭教育的主旨,我们不乏大量的“虎妈”、“狼爸”。

2009年,上海南洋中学代表中国参加PISA测试(PISA是OECD组织在15岁青少年当中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这三项能力的测试,是评价世界各国教育质量的排名),测试结果显示,上海学生分数的标准差较低,这说明好学生和差学生的整体差距不大。然而,我们的学生在低级思维项目(理解、记忆等)分值高,可高级思维(评价、判断、创新)等分值却低于平均,这反映了应试教育过于重视书本训练,排斥学生的其他能力和机会。

此时的中国教育是“龟兔赛跑1.0版本”——跑得快的兔子与跑得慢的乌龟差距很小。

在“1.0”版本的故事背后,“给学生减负,让所有孩子享受快乐童年”成了化解之策。然而,公立教育减负,私立教育却逐渐发展,培训机构兴起,校外教育市场愈发发达,家长们更加焦虑。王蓉教授在《教育的“拉丁美洲化”》中指出,大量中高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减负过程中,中国公立教育“拉丁美洲化”现象出现了。

减负的实质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对立。“素质教育”其内涵是模糊的,更准确的定位是作为应试教育的“批判的武器”。我们可以不知道什么叫素质教育,但是只要对应试教育深感痛心,素质教育似乎就天然地获得了论证与认同的合法性。

可以用“博放教育”和“精约教育”这两个概念来描述第二季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它们走入学校之后的实践。

谁的素质教育?|“二代们”的教育选择及其困难

精约教育和博放教育是两类“理念型”教育模式,其概念来源于人文主义学者白壁德,他用博放时期(era of expansion)与精约时期(era of concentration)来描述教育史中的钟摆现象,一段精约时期之后是博放时期,博放是对精约的反拨,但也可能是用力过度的“拨乱反正”。

精约教育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理念,实行严格的选拔和训练。博放教育的典型是一些教改名校,奉行同情宽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强调解放。在现实中,两种理念常常互相嵌套在一起,呈现复杂的样态,博放中有精约,精约又遮蔽了博放。学校的博放恰好又高度依赖家庭与校外的精约训练,学生下午3点半放学后,可能直接去教育机构补习。学校减负了,核心的教学育人功能在哪里完成?这能够简单地外包出去吗?教学与育人的功能可以分离吗?

近30年来,应试/素质之争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数次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蕴含着三种力量。

其一,中国社会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为人本主义者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础,因其广泛的动员力,他们充当了围剿的“马前卒”。对应试教育最直接且切肤的批评来自温情的独生子女家长,他们多为朴素的人本主义者,希望孩子们能有更为轻松、自然且自由的童年。他们尖锐地批评应试教育是“精致的暴政”。人本主义教育者坚信:想象力是第一生产力,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民族的未来,要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保障儿童的教育权利,提供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

其二,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在中国现代性思潮发展的历程中,反专制主义、反权威主义,追求思想与个性的解放一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此为人本主义者的思想资源与精神灵魂。中国新文化奠基者——五四一代即提倡儿童的“蛮性”,提倡“童话精神”,创造“新青年”,把对老大帝国的反抗,不假思索地转换为对新的少年中国的热情讴歌。自由主义的论述建立起儿童与知识、童年与学校的对立,集中体现在鲁迅所描述的“百草园”与“三昧书屋”的意象中,这对隐喻直指教育世界对儿童自然世界的剥夺:他们所受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把他们天生的好奇心、探索热情全部抹杀掉,这些从睁开眼睛就要忙着背书、做习题的孩子,已经没有时间欣赏自然的“黎明”之美,又从何去体验精神上的“黎明感觉”?因此,需要保证孩子在自由的时间、空间里的成长的权利和欢乐的权利。

其三,新世纪初,教育部推行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将“素质教育”从批判的武器转变为建设的纲领。它宣称要覆灭应试教育,要另起炉灶,概念重建。建立起“学科、教师、讲授”与“经验、学生、探究”三者之间的对立。首先,以经验对抗学科,主张在基础教育阶段淡化对学生的学科专业训练,强调学生整体素质或综合素养的形成,关注学生在学习中的心理感受。其次,以学生主体替代教师主导,在师生平等中彰显教育民主的价值;再次是以探究替代讲授,“自主、合作、探究”推动学习方式的变革。

据此,人本主义的前锋,自由主义的灵魂,两者合力于“破”——对“应试教育”具有摧枯拉朽之势;阵地战由新课程改革来完成,它致力于“立”——人云亦云的“素质教育”落地生根时究竟是什么形态?

这就有了博放教育的关键词:学生兴趣、选课、个性化的课表、走班、取消行政班与班主任,社团、俱乐部,创造与提供机会,让学生为自己的成长负责……内涵模糊的“素质教育”呈现出来的现实形态既熟悉又陌生。说其熟悉,它几乎是上个世纪早期活跃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简单移植;说其陌生,中国版的进步主义教育又增加了若干本土经验:帮助学生在集体之外成长,集体主义教育成为负资产;教师权威被扭曲为“警察”的权力与“保姆”的琐碎后,作为服务业的教育有了新的身份认同,学校成为货源充足的课程超市。在我们时代的“博放学校”的校门,无字的箴言清晰地镌刻着:这里提供你感兴趣的一切,这里成就你想拥有的一切。

谁的素质教育?|“二代们”的教育选择及其困难

▲ 2016年4月,山东即墨,一所中学的学生在画脸谱。学校开办了捏泥塑、画脸谱等“兴趣课程”。 © 图虫

然而,故事一定还有更纵深的层面。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活跃在1910年至1950年之间,反映着其时放荡不羁的个人主义倾向。进步主义一直受到连续不断的质疑与批判,尤其是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之后,进步主义所主张的“儿童中心”更饱受非议,认为美国姑息儿童的日子太久,国家变得懦弱了。在美国的教育思想史上,既有儿童中心的人本主义、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同时还有人文主义、永恒主义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作为制衡。在欧洲的教育思想史上,不仅有启蒙以后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更有始于古希腊且至今仍有深刻影响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两派之间既相互对峙,又相互制衡。我们在宣称与世界接轨时,怎么只取其一脉,无视另一传统与实践呢?

素质教育化解我们自身的困境了吗?学生学业负担减轻了吗?学校的确在减负,而家长们却更加忧虑。减负将学校的主阵地让渡,将教育的关键责任外包。在自主且愉快的校园的多元评价中,学生们是没有区分度地普遍地好;然而,核心竞争已经移步于校园之外,在课余、在假期,在各种收费贵贱不等的培训班、补习班中,在奥数、英语、书法、钢琴,各种考或不考的技艺与特长的培训中。此“减”彼“增”意味着教育的育人与择人的两大功能有了离奇的分离:在应试教育中,学校既培育亦筛选,学得好就能考得好;如今,在校园的愉快背后,有多少身心疲惫的孩子与负担沉重的家庭?温情的人本主义者此刻已成为急躁的功利主义者,纸上谈兵的“虫爹”完全败给精明强干的“虎妈”、“狼爸”。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

谁的素质教育?|“二代们”的教育选择及其困难

▲ 2019年1月,哈尔滨一所校外培训机构门外等待的家长们。 © 生活报

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峙中,出现了教育的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的离奇分裂,这还只是教育变革大戏的第一季。如今,剧情的第二季已深入到学校的内部,博放教育的出现,意味着在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发生了断裂:教书与育人的断裂,既有无教育价值的学习,也有无教学根基的育人。摇摆于精约的严苛与博放的虚妄之间,教育内在的严肃性究竟何处安放?其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逻辑,以及何种民情风尚呢?

博放教育实验更像“教育乌托邦”,它以勃勃的生气打破传统的镣铐和束缚,但它的教育理念需要严格限定的社会条件支持,如果丢掉了现实感,那么它很容易滑入无纪律的状态以及青春期的自我张扬。

精约教育把向上的动力如同一部发动机一样安置在学生的心中,学校用一套细致且严密的制度,确保学生其成身心的蜕变,养成终身受用的习惯和品格。在苦中苦之后,是习惯的养成、意志的磨砺,以及高卓的快乐,这是一切精英尤其是平民精英的自我塑造的艰苦历程。

从这两个理念型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断裂:大城市的社会中上阶层开始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中下阶层信任和选择的仍然是应试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经上、对精英的塑造方式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真假之争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逻辑呢?

▌“二代”崛起:全球故事

在龟兔赛跑中,如果乌龟开着宝马车来参赛,这场比赛将如何进行?“二代”崛起,这不仅是一个中国故事,更是全球故事。

首先,“二代”是一种经济事实。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每个参与游行的人手持一本《21世纪资本论》,他们抗议口号是“我们是99%”。其内涵是一种经济学事实——承袭制资本主义。什么是承袭制资本主义?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借伏脱冷之口既写实又辛辣地算了一笔账:一个聪明、上进的青年娶一个富人家不那么漂亮的女儿比辛勤工作更能维持体面的生活,“靠工作还是靠遗产?”,在社会进步一百年之后,这样的故事却离奇地重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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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抗议者举出“我们是99%”的口号。 © the observer

经济学中有一个“库兹捏茨曲线”,它揭示增长、竞争和技术进步之间不断的博弈将会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收入的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每个社会阶层可以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二战后到1970年代,西方大致是这样的发展模式,人们相信,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大潮中,所有的船只都会扬帆远航。

但托马斯·皮凯蒂通过比较研究各个国家历史,指出“库兹捏茨曲线”是有局限的,只能解释特定的时期特定现象。他进一步揭示财富的不平等,指出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温和的不平等,而财富收入(如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不平等是极端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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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把下层阶层定义为收入最底层的50%,中产阶级是中间的40%,上层阶级是前10%,前10%又是由1%和9%构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就是后面99%的人与前1%的人在做某种斗争。

在他的数据里面,下层50%的人的劳动收入占所有比例当中25%-33%,中间40%占37-50%;最上层10%的人占到所有比例的25%和30%,这只是温和不平等。而资本收入是极端不平等,下面50%只占5%-10%。中间是25%-40%,前面这10%的人占的比例是大于50%的。

他又将阶层收入与基尼系数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社会总财富的60%,而仅最上层的1%人群就占有社会总财富的25%,这1%的群体足以对整个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谁的素质教育?|“二代们”的教育选择及其困难

重要问题不是不平等的程度,而是其合理性。富豪们如何解释其财富的来源?如何将其财富体面地传递给下一代?一个社会的总收入达到非常不平等(最上层10%占有全部财富的约50%,最上层的1%占有约20%)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一,在超级世袭社会(食利者社会),财富集中达到了极端水平,最上层10%人群占有全部财富的90%,仅最上层1%就占有50%,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其二,在超级精英社会(社会上层人士喜欢被称为超级精英),收入层级顶端是非常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

前1%——这些隐秘的富翁是谁?这其后已经从社会阶层的斗争变为最富1%群体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超高薪水阶层的出现,他们与教育有什么关系?他们如何获得给自己工作定价的权力?我们还可以看到,世袭的财富阶层同样需要通过教育将其财富体面地传递到下一代。

超高薪水群体开始崛起,发达国家经历从食利者社会到经理人社会的转变,教育体系的民主化并未消除教育的不平等。能给自己定价的超高薪水群体多来自顶级专业(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EPS)在常春藤学校的顶级专业,刚毕业的学生会直接进入全美家庭收入的前10%,他们的薪水是同校从事其他工作毕业生的2-4倍,这是一张通往上层社会的单程票。

“二代”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开始出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一书,专门研究美国收入最高的初级岗位如何招聘人才,EPS们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其后是英才主义(Meritocracy),或称为绩能主义,这是一个被高度社会建构的概念。精英机构首先看重出身于顶级名校的学生,他们认为名校学生更加聪明、上进、有趣。顶尖学生会给顶级公司带来正向的符号效应,以维持或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这就建立了高出身-高素质-高薪酬-高投入-高付费的市场链条。

招聘官在顶尖学校的毕业生中寻找的伙伴,往往与自己较为相似,与公司内部更为契合,利于团队工作,共同提高。顶尖公司对人才的招聘已由人力资本转向人格资本,人格资本的内涵就是综合素质。从事高挑战、高任务、高薪酬的工作需要极强的驱动力和进取心,也需要能与工作共融的个人兴趣以及出色的时间管理技能。这样的人可以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生气勃勃、鼓舞别人的斗志。当然,精英群体在挑选继承人时也自然那会庇护自己的“二代”,课外兴趣最好是那些高端的休闲活动,比如马术、马球,因为这是其所属社会阶层所钟爱的信号。“二代”们就是靠这样一套东西被筛选出来的。

我们前面说的“开宝马车的乌龟”走入现实中,是一套合理的、正当的、有时隐形有时又张扬的逻辑运作的。美国中小学教育是免费的,而高等教育却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高等教育才是奠定一个人社会地位最重要的一环。

在这一教育系统中,有能力向上流动的人,需要在这样一个既隐形又等级森严的秩序中上下移动,让自己适应它的规定和程序;学会在密集而隐匿的等级关系中自如周旋,既能和他的上级权威套近乎,坐在导师的沙发上,又能与普通人打成一片,开放亲切,这是民主社会的新精英。新精英背后特别讲究一种面对权威或者说拥有特权生活中的自如、淡定、如鱼得水、不卑不亢的气质,教育中极为重要是“惯习”,简单但反复练习,镌刻在你身体符号、言谈举止之中,体现在精妙的细节中,看似简单,但必须从小在各种仪式场合中反复练习才可能获得。

在信息时代,有形的知识已经贬值,非常易得,只有这些无形的惯习才决定“你是谁”,而后者是家庭与学校昂贵的投资后才能够镌刻在一个人的身体当中。“二代”新精英们就是这样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

罗斯·多塞特在《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中这样写道:哈佛是难——但并不是大多数人所说那个意义上的难。被哈佛录取是艰难的;跟数千个才华横溢、充满动力的年轻人竞争荣誉和职位是艰难的;在课外活动的竞技中保持冷静是艰难的;在社交漩涡里保持心灵的完整是艰难的;当大学即将结束时,竞争法学院的名额和投资银行的职位是艰难的……是的,所有这一切都很艰难。但是,学业上并不难,学业是容易的。

“二代”背后是一个“开放”与“封闭”的博弈逻辑,它的核心机制是什么?

▌多元选择与严苛选拔:制度的隐秘

“二代”崛起的表现为教育的多元选择与多元的需求,然后,每一级的筛选仍然严酷。

Ralph Turner将教育选拔分为两种:一是竞争制,指向所有人开放,成功与否表现为个人表现能力。二是举荐制,指占据重要地位的精英直接选定获胜者,用于最顶尖的工作领域,表面上人人都可以申请,但实际招聘者只考虑当前精英举荐的人选。美国有托福和SAT的考试,但这些只是前面的竞争制,考过了只是过关,而最后录取你的人看重的不只是分数。

这是考试选拔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博弈,客观性的标准考试能筛选出那些名列前茅的人,但是有可能遗漏许多未来的国家杰出领袖和优秀人才。客观公正、形式开放的考试所录取的人与统治精英所庇护的人之间的差异,是哈耶鲁录取中微妙的政治,有时强调智力,有时又强调品性。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坚持开放,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从各个阶层中精选出那些拥有才华和德性的“自然贵族”,并利用公共支出、为了公共利益而通过教育来造就他们。要让那些有杰出能力但也许囊中羞涩的年轻人能够就读,只有这样,通向顶层的通道才能敞开,让民主的精神充盈于我们的学习殿堂。

耶鲁大学发现,一旦新的录取政策完全是依据学术水平来录取新生,学校便再无多少立锥之地留给他们自己的孩子。因此耶鲁校方领导对学术上的选贤举能(也就是美国版的应试教育)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要代之以上层社会传统的理念——录取时看重学生是否有服务国家的品性和领导力等上层所喜欢的素质。

在对“二代”的筛选当中,品行又靠什么来判断呢?主观判断又表现为统治精英所偏好的价值与行为,比如罗德奖学金需要培养具有阳刚气质的基督徒品格、公共服务的精神,并不喜欢书虫。它要有能力的人,要有男人味的人,要在擅长户外运动同时还有点“残暴的学者”气质,这样的人才具有人格的力量,才具有“敢于完成使命的勇气”。

高度主观的品质、品性与个性,这是美国的素质教育,为美国的素质教育打开大门,杰罗斯·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史》中指出,往好处说是,打破了唯分数论——美国版的应试教育,但是坏处就是为腐败、偏见和歧视打开了后门。

自美国建国,平等原则就是共和主义的生命与灵魂,但背后存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机会平等承认、尊重结果上的差异,而结果平等则是要通过补偿达到一样的境况。人们普遍相信,机会平等必然导致地位的大致平等,只要社会的上下流动完全基于业绩和才能,上下升迁的渠道保持开放,那么任何非自然的贵族或短时间膨胀起来的巨富都不可能维持太久。因此美国需要公共教育体制向所有人开放学习的权利。

平等主义更多作为一个建设社会的信仰,一个美丽而模糊的理想。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的社会,人们会欣然接受来自正当努力的贫富差别。但到了后面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财富不平等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

哈佛校长科南特主张一种通过教育的“选贤举能”所达到的“无阶级的社会”,它是一个高度分层和竞争激烈的社会,但由于它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复杂性,社会分层不固化,因此又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他对那种“每个孩子都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成为他所期待的人”这样典型的“美国梦”做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就如同希望学校把瘸子培养成足球运动员一样不切实际。

▌中国“二代”及其教育期待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普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像搭上自动上行扶梯一样,随着经济的大潮,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处境。在代际传递中,教育不仅充当提升与保障家庭财产与地位的机制,教育还被期待充当防御家庭地位下降的防御性机制。社会高速发展40年以后,结构逐渐稳定,财富阶层出现,“二代”崛起,这是教育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情境。

另外在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80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经进入学校,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充满焦虑,不允许子女失败,甚至不能接受他平庸。这样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了,教育已变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以及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教育,好像看起来是个人分数、个人成就,但它实际上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的要害,它成功地将先赋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用后者掩饰前者,从而为先赋的地位特权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教育所奠定的既是家庭的基本秩序,也是社会的基本秩序,还是个人的基本生活秩序。中国社会在教育、平等方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钱穆在《历代政治的得与失》中讲,中国的传统政治,已造成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于平等。中国社会以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者可以入仕途。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指出,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在中国社会里,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并无一定,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尽可自择,初无限制。而“行行出状元”,读书人固可以致身通显;农、工、商业也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贵、贫贱、升沉不定,流转相通。既鲜特权,又无专利,遗产平分,土地、资财转瞬由聚而散。大家彼此都无可凭持,而赌命运于身手。得失、成败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见,人人所共信,简直是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

进入现代社会,这“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自然由学校教育以及各类考试、考试所获得的资格、教育所获得的文凭、以及文凭所敲开的大门所接替。然而,“赌命运于身手”,此命运亦非个体的命运,而是家族的运势;这“身手”也不再仅读书人的勤耕苦读,而是一个家族持续的投入。走入大学不仅是学生个人的成就,更是家庭长年持久的努力。在这素有平等基因的社会,高等教育被期许为维持社会公平的安全阀,教育与考试既对一切人、一切家庭开放,就意味着一切人、一切家庭卷入其中。怀抱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冲突的群体,甚至是分裂的个体。激烈的竞争逻辑将教育公平的政治理想主义逆转为一个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者。

在当下的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两股合力推动“权利说”的高涨,其一是政府承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享受优质教育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其二是在大众高等教育下,入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因此,基础教育减负,高考降低难度。可是降低难度的高考,不断变化的考试招生改革,极大地损坏了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高考难度降低,高校识别学术精英就困难了,于是出现了自主招生,企图建立新的门槛。高校的初衷是单纯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既然高考选不出千里马,那么伯乐只能被逼出山,自己来挑马。

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持久地专注、坚定的意志,也需要对智力、天赋超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贵的投资——这已经变成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的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谁的素质教育?|“二代们”的教育选择及其困难

▲ 2019年,某地自主招生考试场外。2019年,全国共90所试点高校有自主招生资格。 © 中国新闻周刊

杨可还曾在《母职的“经纪人化”》中提出,现在的母亲对孩子不仅需要养育,还要在教育市场化下担任孩子的教育经纪人。

“1.0版本”的龟兔赛跑注重知识教育,故事的“2.0版本”主题为淡化考试的选拔功能,让每个学生体验成功,主张多元选择。因此,学科竞赛、先修课程,大学自主招生风行。自主招生的原意是伯乐相马,不拘一格,不料,马市突然热闹了,既出现了马贩子,也出现了驯兽师,良莠不齐、真假混杂的“千里马”突然大批冒出来了。告别了应试教育下的小白鼠,家长又巨资请来了驯兽师。高考也罢,竞赛也罢,自招也罢,都迅速地被功利主义逻辑所侵占。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是一个虚假问题,它们所置身的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情境。在功利主义侵袭下,应试有套路,竞赛同样难免“套路”。新的选拔方式在功利主义面前不过是一场难度更高的智力体操,并没有发生质变。

我们可以追问的是:教育何以功利主义?这需要从教育与社会的功能处寻找答案。

▌教育改革:症结与限度

我们的教育改革,常常改的是病名,而不是病症。教育改革直面的是结构问题。

回溯美国教育进步时期,康茨发问:学校能成为社会改造的杠杆吗?

赫钦斯指出,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改造的工具,既不明智,也是危险的。赫钦斯批判现代社会迷思: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生产来解决,通过教育来解决。遗憾的是,这两个伟大的信条再一次显示出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同样看到,生产能加剧贫困,教育能够助长愚昧。

杜威在其教育信条中,确信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学校自成一个雏形社会,以此为中心,改善社会,使它更有价值、更可爱、更和谐。然而进步教育把教育看作是政治的附属物。社会存在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需要,但教育制度无法妥善处理这些需要,如果让学校直接处理社会问题,学校会成为社会问题的垃圾场。

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起笔写道,20世纪50年代,他的故乡克林顿港,正是一处美国梦“甜梦的梦乡”,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1959届年毕业时,无论是否血脉相连,镇民们都把这群毕业生视为“我们的孩子”。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克林顿港的生活已经成为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好像有一道自动扶梯带着1959届的大多数学生向高处走,那个时候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美国梦,但是到了1959年这届学生的孩子行将踏上之际,这自动上行的扶梯却戛然而止。

美国梦已经渐行渐远,那中国梦呢?

中国教育已经嵌套进全球化之中,在人民对教育的多重期待中,既有平等主义的诉求,也有经营、投资乃至洗牌的中产阶级策略,还有精英阶层对其继承人严格的传承与庇护。在“二代们”多元的教育期待、教育选择后,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对“素质教育”的定义与博弈。

教育公平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更是社会公平的结果。教育权利只有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比较均衡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运行。如果企图希望以教育公平的薄弱之力来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实现所谓的底线平等,无异于螳臂当车,只能导致教育内部秩序混乱。认识到教育的限度,教育才能尊重内在的育人规律。

在应试/素质的学校实践版本——精约教育与博放教育的对张中,精约教育嵌入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是“一个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博放教育则嵌入中国当下的观念与民情结构之中,“是一个人向一切人的封闭”。前者有多严苛,后者就有多虚妄。教育改革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也不是抽象的理念实践。教育要从自己的制度、文化、民情当中生长,它是政治的技艺,需要谨慎的平衡。

▌沙龙现场互动交流

观众提问 :如何看待办“让人人都满意的教育”?

刘云杉 :人人都满意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多元的)教育,而非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一样的好”常是理念的乌托邦,现实常是一样的“低”,那很可能是人人都不满意的教育。

观众提问 :最近看到一些文章,在谈中国公立学校一些不太好的现象,比如说老师不能管孩子、老师待遇较低、校长不关心教育、家长以分数压迫老师等。请老师分享一下,国外老师的现状跟中国一样吗?

刘云杉 :国外情况内部差异也比较大。老师不敢管理学生,背后是教育外部的消费主义逻辑与学校内部的管理主义逻辑,在双重逻辑下,老师是一个教辅人员,教师的育人的权威感削弱,校长变成教育工厂、学校商品超市的资本家,用一套指标来考定老师,老师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人,这是坏的教育。好的教育一定不是办连锁店,不是用管理主义逻辑(开分校、收购教育资源)办学。好的学校是一个师生生命共同体,教师有师道、有尊严;学生有情感、有信任。

观众提问 :很多中国大学里提倡学习成功的观点是将成为教育改革的趋势吗?

刘云杉 :不是教育改革的趋势。这是教育现象当中必须要正视的问题。要看到学生背后的成功文化,甚至成功文化给年轻一代带来的成功之伤,这是教育所需要认识与直面的问题,而不是迎合它。

观众提问 :如何看待钱理群教授提出的“大学培养了很多精致利己主义者”?

刘云杉 :首先要讨论“精致利己主义”是一个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它如果存在的话,那么症结在哪?是在自己身上,还是有怎样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怎样让教学文化和教育文化少一些干扰,让学生更多沉浸在他和知识之间内在联系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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