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之问”到“拔尖人才培养”,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

2005年,在一次与领导会面中,钱学森问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一问直击中国教育百年来的痛点。 2009年秋天,钱老离去,“钱学森之问”开始多见网络媒体。 …

2005年,在一次与领导会面中,钱学森问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一问直击中国教育百年来的痛点。

2009年秋天,钱老离去,“钱学森之问”开始多见网络媒体。

此后,几乎每当有大事件发生,这一问就会被摆上来。中国的教育成为矛头所指,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学术科研,批评之声四起。仿佛到处都是毛病,到处都有改造的空间。

从“钱学森之问”到“拔尖人才培养”,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

通常教授在提问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答案

那些年特别流行一句话叫做“围观改变世界”,我们的教育就这样一丝不挂的被围观了。公众的兴奋点从诺奖、留学考研、大学生卖猪肉一路转移到小学课外班,最终指向了家庭教育。

“孩子的起跑线就是父母自己!”

这样一个标题终于激发了父母们的愤怒,连不是父母且工作与教育无关的我,第一反应也是: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难不成责任都在孩子爹妈!?”

当时的我无法体会各中苦涩,愤怒体现出的更多是一种愤青的本质。

而现在,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每个月都在期待“中奖”的准爹,再看这个标题时总是透着一丝忧虑。

如果咱家的娃最终没能成为“杰出人才”,最后锅岂不是都要自己背?

(瞬间特能理解教师妈妈们的心理压力。)

立场不同果然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我想,现在是时候站出来为中国的教育说句公道话了。

大师的标准

钱学森之问到底戳了谁的脊梁骨?归根结底是教育,但是既然是背锅,就不能背的一口糊涂锅。

这个世界上万物都在变化,教育是如此、人才是如此、大师更是如此。

1904年清政府公布癸卯学制,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定学堂章程,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与框架。

1905年中国沿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教育逐渐与“入仕”分离开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重新开始尊重知识与人才。

从“钱学森之问”到“拔尖人才培养”,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

像他们一样,面对科学,多一些敬畏

在每一个历史节点的前后,对于教育、人才的认知都是不同的。民国时期的大师应该如何评价?和现在科学家的成就如何比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钱老所说的民国时期的大师确实不少,两弹一星功勋陈芳允、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现代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还有中国解析数论创始人华罗庚、中国地质力学创立者李四光,粗略的数一数能有20多位,当然还有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两位诺奖得主。

纵观他们的研究大多体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是符合时代的要求,并且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其二是,研究成果超越了时代,成为了宝贵的人类遗产。

以世界之所需、改变人类命运和民族发展的轨迹是他们被世人铭记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奖项)。

从这两点来看,在高考恢复之后,我们取得的成果实在不多,在许多学科上我们一直在追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难有创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难以接触到基础学科的前沿

站在前沿、攀登珠峰

基础学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因不重视它而吃了大亏,近十年来情况有所好转。

无论是从SCI论文数量等各个指标来看,我国基础研究的增长速度较快。在2008-2012年间,我国基础科学引文增速达到了160.7%。

但是学术的影响力发展相对滞后,我们的基础科研成果很少受到科技强国的关注。

从“钱学森之问”到“拔尖人才培养”,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

来源:《国家创新指数报告》,部分国家SCI论文数量占世界总量比重

量在增加,真正有影响力的、有开创性的“重大发现”还太少,并且还有点偏科。要想解决这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问题。

我们的大学能够大面积的培养出能够将终生奉献给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吗?这是在回答钱学森之问前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下“珠峰计划”应运而生。

“珠峰计划”的全称是《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从2009年开始,20所中国顶尖大学率先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五个学科上开始试点。

从形式上来看,并没有给各所学校设置模板,充分发挥各所大学的特点,最终达到不拘一格“拔”人才的目的。

此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英才班、浙江大学求是科学班、中山大学逸仙班、山东大学泰山学堂等实验班相继涌现。

从“钱学森之问”到“拔尖人才培养”,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

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照片来看,拔尖人才男生居多

人才的选拔日渐科学

最大化教育资源聚焦于拔尖人才之上,是计划的一大特点,成败的关键在于遴选人才。

什么样的人才符合进入”拔尖计划”的要求?在选拔方式上各所学校都做出了尝试。

不单纯追逐高考分数高的学生是遴选人才时一个特点

以“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为例”,从2009年开始,高考成绩就不再主导选取结果。2016-2017年,学校530名学堂计划奖学金学生整体高考成绩稍高于非学堂计划学生,且在入学时的数学、物理成绩略低于非学堂班。

这些学生中,保送生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并没有为了通过高考进行高强度的答题训练,最大程度减少“应试”的元素。后期发现,这些学生的整合性学习能力、反思性学习能力、自信程度、内驱动机明显高于非学堂班的学生。

为不同领域人才制定不同的遴选标准是另一个特点。

比如在复旦大学,数学和物理实验班人才选拔时对课程学习和学术研讨能力较为看重。化学人才选拔则更看重实际科研能力。此外学生的思维方式、思想高度也是学校较为看重的。

从“钱学森之问”到“拔尖人才培养”,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

来源:大众网-山东新闻,2010年,14岁的秦小婷被山东大学泰山学堂物理专业录取,毕业后留校读博

全面发展是人才遴选过程中的第三个特点。

以山东大学为例,起初学校希望找到真正有“天赋”的学生。高分、奥赛一等奖免除笔试,选拔了很多“偏才“。

但在后期的培养中学校发现,偏才、怪才的学习能力并不一定出色,性格上的缺陷往往是阻碍人才培养的关键,此后学校不断优化人才遴选的方式,采用“专家面试小组+学生面试官+综合组”自大化人才选拔的科学性。

同时,流动退出机制则是把遴选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武汉的学弘毅学堂每年400多名学生,75%的学生按照高考成绩招收,四分之一的学生在大二进行选拔。如果学生兴趣减弱、能力不足、缺乏自律将会被淘汰,优秀的学生进行递补,流动率每年在20%左右。

使命感最为重要

这样的选拔方式已经成为目前许多学校试验班人才遴选的标准方式。

清华学堂叶企孙物理班朱邦芬教授认为“主动性、兴趣、使命感是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三个重要维度。”

注:通常杰出人才所要具备的素质通常包括以下7个方面

1、 学术背景要全面(博雅教育)

2、 专业背景要丰富(促进交叉)

3、 视野要广阔(国际化)

4、 有极强的发散、聚合思维能力(高阶思维)

5、 拥有极强的使命感(国家贡献)

6、 拥有很强的内在热情(内驱力)

7、 善于学习(学习能力)

8、 高度自信

能够主动思考问题、有极强的兴趣是拔尖人才的基本素质,而更为重要的是拔尖人才的使命感

众所周知,基础科学研究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出成果非常不容易。与众多科学相比,它有着最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需要长期艰苦的科学劳动。其次它很少能直接用与实践,与“收入”很难沾边。此外,成果容易被人们忽视、一经公开发表即成为“共同财富”。

出成绩难、成果不被认可、没什么收益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清贫科学家这样的形象。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对科学的追求,想做出基础科研成果简直是不可能的。

在历史上,一流的人才放弃基础研究转向更有“钱途”的先例已有不少。

1978年的春天,全国人民都在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来自全国的21名少年通过选拔进入中国科大,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4岁。

在毕业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一流的科研工作者,但快速的社会发展环境、价值观的快速变化同样让许多少年班毕业生成为了名企CEO。

如果说这是时代的潮流,学校只应为过程负责,那么到了当代,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拔尖人才引领创业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从“钱学森之问”到“拔尖人才培养”,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

电影《少年班》剧照,2015,他们既是天才也是孩子

注:截止2018年,“少年班”共培养出4140名毕业生,其中90%继续深造。超过200人成为海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教授,包括2名美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加拿大工程院院士、1名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7人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5人当选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坚持收获了成效。

人才培养难,环境影响大

不难发现,在拔尖人才成为“杰出人才”的过程中,影响的因素非常多,困难越来越大。上世纪80、90年代在这些天才少年身上发生的事情,如今同样在发生,并且更加迅速。

在2014年,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硕豪就表示,在首届拔尖计划的500名毕业生中,有196人偏离基础学科领域,占比39.2%。如果加上就业人数,毕业生偏离基础学科方向的比例更高。

其中,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偏离率均在50%以上,西安交通大学更是高达80%。

从社会角度来看,除了家庭的期待之外,生存的压力、成本同样再提高,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人才的包袱越来越重,诱惑越来越多。

“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理论基础”深入人心,都是天然的社会压力。

此外,学校的教学是直接影响成材的关键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理念的偏差上,师资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名师出高徒,教授的洞察力、治学品味和思维风格对学生的影响颇深,师徒纽带与国际关系是学生能否进入前沿科学领域和学派重要因素。

举个例子,在1972年以前,在美国获得诺奖的92位科学家当中,有48位曾在前一辈诺奖得主手下当过学生、博士后或研究生。

从“钱学森之问”到“拔尖人才培养”,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

1945年钱学森在德国考察,师生三代相聚,中间钱学森,右冯卡门,左前戴礼帽者是冯卡门的导师普朗特

拔尖人才培养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一群优秀的学生被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氛围所包围,在世界一流教授的指导下,一流设施的辅助下,进行自主性学习,并尝试对国际前沿的课题开展研究。

从这一角度来看,集中力量按照科学人才成长的规律。对少数特别优秀人才因材施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尝试。

拔尖计划的成果

不知不觉已经十年过去,“拔尖计划”的效果如何呢?

从数据来看,截至2018年,”拔尖计划”共培养出4500名本科毕业生,97%的毕业生继续深造,67%的学生进入了排名前100名的国际知名大学,10%的学生进入排名前10的世界顶尖大学深造。

北京大学前4届436名学生,平均40.75%进入了三大排名前10名的大学读研,92.05%的学生进入了前100大学。

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考虑到20所学校自身的差异,这样的成绩还是比较可观的。

毕竟不是每所大学都具备清华、北大同样一流的生源和国际资源。在这样的条件下,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2013-2017年“拔尖计划”毕业生的读研率达到100%,本身就是一项显著的成就。

通过“拔尖计划”院校将优秀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加强了师资配备,教学、管理,开设独具特点的课程,从学校自身的学科发展来看意义更为深远。

一些思考

回到钱老那句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字面意义上来看,钱老既没有说人才的来源也没有说人才的去向,只强调了教育的过程。

按照这么说,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籍学生接受中国大学教育成为了杰出人才,应该体现出教育的成功,一个中国孩子在国外大学深造成为了杰出人才,同样应该被视为教育的成功。

钱老提到的那些民国时期的大师,很多人不就是如此?

当钱老所说的“我们的学校”变成了世界的学校,我们的教育就成为了世界的教育。有这样的教育理想,或许离出现大师就不远了。

结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进入了博士后阶段,正是开始出成绩的关键时期。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情况鲜有媒体报道,让他们可以踏踏实实潜心基础科研。反过来对于公众来说,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拔尖计划在科研成果之外的意义。

它的意义在于肯定了人才差异、肯定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同时尝试更加科学的教育方式,将学校的教学、研究服务三项任务统一到人才培养这一中心问题上,将人才培养回归到“科学追求”的本源上来。

这不仅仅对于计划本身是一次升华,同时也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次推动(双一流建设)。或许“拔尖”并不是钱学森之问的最优解,但是确是一次结果开放性很大的尝试。

后记:2018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工作研讨会上,研讨会发布讨论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版》(征求意见稿),据征求意见稿“拔尖计划”将增加10余所大学,并增加了天文学、地理学、基础医学和多个人文学科。

“拔尖计划”就是为了未来不再拔尖,到时人才辈出、海纳百川!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教育理想。

为您推荐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返回顶部